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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富贤:从全球视角探求中国人口新政

浏览量:523 时间:2018-05-17

未来上百年中国将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

中国的生育率(妇女人均生孩数)在1990年后就低于生育更替水平,2000年只有1.22。2015年、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、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,但是生育率只有1.05、1.2,远低于预期的1.8、4.4。可见,人口危机超出想象。

受低生育率的影响,日本、欧盟经济活力减弱。而2000年以来,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、欧盟还低,2010年-2015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约1.17,日本、欧盟、俄罗斯、美国、印度分别还有1.42、1.58、1.68、1.88、2.37。

中国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%降到1950年的22%、1980年的22%、2018年的17%。预计到2050年、2100年,中国总人口将降至10.8亿、4.8亿,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1.9%、5.4%。人口总量下降也必然导致人口结构恶化。

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,老年化则是阻力。日本、欧盟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、劳动力/老人(20-64岁/65+岁)的下降,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。15-29岁的青年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人群。老龄化指数是指100个儿童(0-14岁)对应的老人(65岁及以上)数,数字越高说明老龄化越严重。如表1所示,可见未来上百年,中国将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。

欧美国家生育模式的转变

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较为超前,人口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。

由于生育意愿下降,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等因素,欧美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。法国在一战期间、美国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,生育率曾跳跃性下降。二战后,生育率上升,出现婴儿潮(图1)。

1960年之后,受六大因素影响,美国的生育模式发生了质变。第一,生产方式发生转变。第二,社保制度日臻完善。第三,1960年口服避孕药上市。第四,“性解放”运动弱化了家庭价值。第五,1967年后各州相继实行无错离婚法,离婚率攀升。第六,1973年堕胎合法化。受这些因素影响,其生育率从1960年的3.65降到1970年的2.48、1976年的1.74。

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认识到“美国家庭出了毛病”,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。1981年,里根总统上台后,恢复传统家庭价值观,并制定了有利于生育的经济政策,离婚率下降,生育率上升到1990年的2.1(图2)。

随着发达国家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,养孩能力提高,同时政府又不断提高儿童和社会福利。比如,美国用于儿童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0.6%增至1980年的1.4%、2010年的2.6%;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30年的0.6%提高到1960年的6.2%、2016年的19.3%。很多妇女靠自己和社会福利就可以养育孩子,于是非婚生子比例从1960年的5%上升到2009年的41%(图3)。

法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比美国好,女性劳动参与率和非婚生子比例也更高。这还与文化传统有关,东亚国家、以色列、穆斯林国家的比例低,而智利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比例高。2015年美国、白人、黑人、拉美裔的非婚生子比例分别为40%、29%、70%、53%(图4)。

欧美人口政策难以持续

各国的生育率、公共家庭福利、教育、母亲产假如表2所示。除此之外,很多国家还有父亲的育儿假,比如日本可休52周,薪率为58%,但是只有2%-5%的父亲休假。而美国没有带薪产假,只有12周无薪假。

“家庭福利”指为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(如儿童支付和津贴,育儿假福利和托儿服务)。法国、英国、北欧福利国家用于家庭福利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高,有助于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,因而生育率较高。而希腊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日本、韩国则相反,社会福利制度对稳定生育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但是难以持续(图5)。

可见,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提升生育率;而公共养老金、用于老年人的社会支出越多,生育率越低(图6)。

美国的老龄化指数将从2015年的76%升至2050年的151%,“在世的”老年人福利必将压制“未出生的”的儿童福利,生育率将下降。

美国用于儿童福利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2.5%降到2016年的2.1%,预计2027年将降到1.8%。而用于成人的社保、医保等,占GDP的比例将继续快速增加。

2014年美国政府用于每个老人的福利是儿童的2.3倍。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将从2015年的4684万人增至2050年的8613万人。并且老年人参政热情高,比如2000年-2012年间的四次总统选举,18-29岁、30-44岁、45-59岁、60岁及以上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为42%、58%、67%、70%。

美国的生育率已从2007年的2.12降到2012年的1.88、2017年的1.76,法国从2010年的2.02降到2017年的1.85,北欧福利国家瑞典、丹麦、芬兰、挪威、冰岛也从2010年的1.98、1.87、1.87、1.95、2.20降到2017年的1.79、1.77、1.49、1.62、1.71。

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

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。

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·赖特说:“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。现在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生活,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浪费,即爱的浪费。”

父母对子女的爱是“利他主义”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,“利他主义”主导家庭,可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,分散风险和损失。“利己主义”主导市场,可提高市场效率,而“利他主义”在市场上却没有什么收益。

在传统家庭模式下,父母“各子其子”,孩子“各亲其亲”,因此“货力为已”。但是社会养老使得“不亲其亲”,儿童福利使得“不子其子”,纳税人既当“公共父亲”,又当“公共儿女”,这种大锅饭是低效的。

弗朗西斯·福山认为,福利国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,补助单亲家庭,是把养家的责任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地转移给纳税者,国家充当“父亲”,从而产生更多的单亲家庭。

美国比欧洲更保守,共和党支持者更加恪守传统的家庭价值观,支持“小政府、大家庭”,他们家庭完整,非婚生子比例低,生育率高。将美国各州2012年、2016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对共和党、民主党的支持率平均,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,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。欧洲政党的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类似。美国在社会福利、税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,生育率较高,今后提升生育率的制度空间还较大,而法国和北欧的空间则小得多。

传统家庭模式像森林的大树,而社会福利制像室内的盆景,好看但长不大。而现在全球经济社会化程度很高,尤其是中国将有大量老人老无所养,如果废弃社保,乃“杨氏为我,是无君(社会)也”,将导致人道灾难和社会动荡;但是如果养老、养幼过度社会化,乃“墨氏兼爱,是无父也”,难以持续。孟子认为:“无君无父,是禽兽(非人类文明)也。”是故,应该建立“园林”模式,在“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”的基础上,“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,家庭为主,社会为辅。

中国鼓励生育的难度最大

现在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,比如2001-2015年,新加坡华人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的平均生育率分别只有1.11、1.15、1.06、1.00。

这是因为儒家父母强烈的利他主义,在高养育成本下,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、追求质量。比如,儒家有“孟母情节”,教育成本高会降低家长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;受教育周期延长,挤压生育时间,婚育年龄全球最晚(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新加坡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,而美国只有26岁)。

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,中国的理想子女数和一孩次生育率(生育环境的风向标)都是全球最低。中国的社会、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,将惯性延续。而20-34岁育龄妇女则将从2011年的1.52亿人降至2035年的0.88亿人。

有人认为,古代战乱也曾导致人口锐减,照样度过了危机,人口政策“任其自然”就可以了。但是古代战乱,只是减少了人口(尤其是老弱病残)数量,并未破坏结构。并且当时人口有造血功能,能迅速恢复。而现在,中国人口结构老化,并且患了“再生障碍性贫血”。

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

1.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,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。中国人口结构不优,要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,需要对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但应柔性设计,禁止强制。

2.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。修改教科书,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的“人口是负担”的观念,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。

3.强化家庭价值观。信奉家庭价值观的人,生育动机强,劳动积极性高,会将更多的时间、精力、财力用于扶养孩子。比如广西钦州、玉林、贵港以及广东茂名等地传统家庭价值观保存较好,2010年的生育率还在2.0以上;而东北则相反。美国各州政府的人均儿童投入,犹他州最少,但由于家庭观念强,生育率全国最高。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,但是坚守传统信仰,生育率高达3.0。

4.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,保障妇女权益。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,那么社保制定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。建议以夫妻为“共同纳税人”,即便一方没有工作,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;共同纳税多,退休金也多。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,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;既多生孩子,也养好孩子(避免不负责任生育),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有所提高。离婚增加了该制度的设计难度,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核算平衡的制度,需要精细设计以公平地保障妇女权益。

给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,由国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,雇主就不会歧视女性。带薪产假可由祖父母分享(算工作、计工龄、缴社保),以便让母亲早返职场。多孩家庭可返税。医疗保险、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,做到“添孩不加银”。

5.平衡儿童福利和老人福利。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才利于社会持续发展,应增加提供儿童福利。以色列的生育率远高于日本,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对儿童福利压制较轻,日本则相反。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、教育的GDP占比,以色列分别为2.3%、5.7%,而日本只为1.5%、3.9%;而用于卫生、老年人口的GDP占比,以色列只有5.1%、4.7%,而日本却高达7.8%、10.7%。

今后中国劳动力减少,“面包”越来越少。应该设立红线,让社会养老只能获得红线内比例的“面粉”,养老产业、养老智库的职责是用这些“面粉”高效地制作出味美、足量的“面包”,而不是瓜分到更多“面包”。

6.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。在农业社会,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。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,无养育能力;有养育能力时,丧失了生育能力。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,政府应给予生育补贴。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42万日元,此后每孩每月补贴额:未满3岁者,1.5万日元;3岁到小学毕业,前两个孩子分别为1万日元,第三个(或以上)孩子1.5万日元;此外,初中生每月1万日元。

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渐提升到5.5%,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、健康和早期教育。免费产检、分娩。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儿中心、课后托儿班,3-5岁幼童免费入园、入托。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幼托。限制课外补习班,加强课堂教育,淘汰不合格教师。完善大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,为大学生创造打工条件。

培育清纯的民风,降低婚嫁成本。保障饮食安全,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,以保护生育能力。

(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)